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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独家专访旅美生物学家王侃亲历转基因30年密枝龙胆

发布时间:2020-10-18 19:06:16 阅读: 来源:搅拌站除尘器厂家

独家专访旅美生物学家王侃:亲历转基因30年

第1页:第2页:第3页:   她见证了第一个转基因成果的诞生;她跟反转基因的人士争论了十几年;她参加过多项转基因作物风险与安全的评估工作——这些经历使她成为转基因论战中铿锵有力的发言人。

涂芮/文

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已经深入人类的生活。早在转基因农业技术出现之前,用于制药等行业的转基因技术已经在造福人类。目前,全球有2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了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。在美国,超过90%的大豆和70%的玉米是转基因的。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已经经过科学的反复验证,转基因技术在控制农业污染、保护土壤、节省水源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,然而,这一切并不能说服高举着“不安全”、“反自然”等旗帜的反对者。

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,新的科学技术不被理解、甚至遭到抵制时而有之,然而,也许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像转基因农业技术这样,遭遇如此之大的舆论压力。

反转基因运动多年前发源于欧洲,至今仍深远地影响着对食品安全问题心有戚戚的普通消费者。“转基因”的标签看上去是那样的非自然、不浪漫,似乎要将人类对田园的美好想象埋葬在冰冷的实验室里。

为什么人类需要转基因?转基因的技术如何诞生?驱使转基因研究的动力是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,还是商业利益发展的原罪?

为了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,不久前《赛先生》独家采访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王侃教授,作为爱荷华州立大学植物转化中心的主任,王侃曾师从2013“世界粮食奖”得主马克·范·蒙塔古(MarcVanMontagu)。她的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使她一跃成为植物转基因方法的奠基人之一(《细胞》1984;《科学》1987)。

她从转基因诞生第一天起“就在那里”,见证了转基因辩论从欧洲缘起,并在印度、中国等地“发扬光大”。王侃的大学同学,现任美国百和生药董事长的余芒博士评价说:“她曾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先驱,目前也是玉米和大豆转化的国际领军科学家。在创建了世界第一个公共作物转化平台以后的20年里,王侃的玉米、大豆基因转化研究水准上始终首屈一指。另外,她还参加了多项转基因作物风险与安全的评估工作,这使她成为转基因论战中铿锵有力的发言人。”

赛先生:您目前研究处于转基因技术的世界前沿,您怎样看待几十年间转基因技术的发展?您个人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经历是怎样的?

王侃:从一开始,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共识是,这是一种对持续型农业帮助最大的技术。因为它可以在作物上集中最优秀的性状,从而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,为农业发展和人类造福。

很多人认为把土地变成城市,不去种地是对地球的最大伤害,事实上不完全是那样。农业生产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,很多人把浪漫和乡村田野联系在一起,这是一种误解。人类需要大量的农业产品,导致了土壤流失和热带雨林的消失。如果说在一块田里能够实现两倍的产量,就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了。

当年植物转基因之所以有革命性的变化,是源于一个很基础的理论研究,研究者就是我当时实验室的老板、去年获得了世界粮食奖的马克·范?蒙塔古(MarcVanMontagu)。

当时蒙塔古研究细菌,主要是为了研究植物上的肿瘤。20世纪70年代,癌症和肿瘤是热门研究项目,他研究不同形态的肿瘤,希望能对人类肿瘤的研究具有指导性。研究过程中他发现,植物肿瘤是由于一种土壤细菌,即农杆菌造成的,于是他把实验室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研究植物肿瘤细菌。

后来的研究发现,这个细菌很特别,能够把自己身上的一段基因片段,转到高等生物上去。这个细菌是个低级原核生物,能把自己的基因转到高级真核生物如植物中去,并在植物上表现出性状,是绝无仅有的自然现象。我们就想,为什么不能用它作为一个载体,把有用的基因放进去,那么植物不就会带上有益基因了吗?

1983年,蒙塔古让我的一个师兄,一个墨西哥学生操作,在烟草里做了这个实验,假设实现了,成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,成为第一个转基因的例子,那是1983年。从那之后,一发不可收拾,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

1983年,也是我进入蒙塔古实验室的时间,当年芭芭拉?麦克林托克(BarbaraMcClintock)获得了诺贝尔奖,她是唯一一个拿到诺奖生理奖的做植物的学者,史无前例。这件事对我们的鼓励非常大,说明诺贝尔奖对植物科学也有兴趣。

但蒙塔古获诺贝尔奖提名很多次,一直没有获奖,或许诺奖对植物研究还是不够重视。

我研究转基因是个偶然的机会。本来我是谈家桢先生的研究生,希望从事人类基因学的研究,考出国时几乎是随机分配到比利时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的。

我目前正在研究植物转基因机制,探索新的更有效的转基因技术。如果我们能够对转基因的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,很多工作会更有效,这属于基础性研究,但基础研究不是经常可以拿到经费的,我们还需要有应用研究,把已有的知识付诸应用,再从应用中反馈回来,发现更多需要研究的基础知识。如此不停的反复。

我的实验室既做应用研究也做基础研究,我们做的基础研究是对农杆菌更深层的研究,它有很多我们当时不易知道或是没有想到要去研究的东西。到了应用阶段把有效的基因放在植物中去,提高植物的抗旱能力,或是把疫苗放到植物里,例如在玉米中放禽流感或猪流感的疫苗,可以直接以饲料形式让动物口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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